基辛格百岁生日，饮一杯历史的忧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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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有疑难可问谁？
5月27日，“历任美国总统求教的对象”基辛格迎来99岁生日，按照中国的传统，这是百岁大寿。基辛格是1923年出生在德国的犹太人，1938年在希特勒清洗犹太人之际移民美国。最近，基辛格三番五次“提点”同为犹太人的泽连斯基（犹太人泽连斯基），令后者很不爽。不爽的原因很简单，基辛格认为，泽连斯基缺乏智慧。翻译成中文就是：此人有勇无谋。
“欧洲面包篮”乌克兰被炸成废墟，这是原本可以避免的悲剧：
• 从叶利钦到普京，都已三番五次敲黑板，警告乌克兰和北约别逼人太甚。1995年，北约轰炸波黑境内的塞族武装时，叶利钦表示.“北约扩大至俄罗斯联邦的边境时……战火将遍及整个欧洲”；2021年，普京撰文长达5000字指出“乌克兰一步步被拖入了危险的地缘政治游戏，最终成为了横亘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障碍，成为了西方反对俄罗斯的跳板。”因此，俄罗斯发出的“红线”警告不可谓不明确；
• 企业家都知道“定位决定成败”。一个企业定位出了问题，管理上再厉害也无济于事。国家也是如此。乌克兰最大的悲剧在于“错误定位”。正如“乌克兰：在两千年历史长河中哭泣”一文指出的，乌克兰地处东西方分界线，本来应该成为连接东西方的“桥梁”，而以泽连斯基为代表的乌克兰领导人却铁了心要做“桥头堡”。桥梁，意味着机会和繁荣；桥头堡，则是选择了战火。
早在2014年，基辛格就撰文《解决乌克兰危机，从结束开始》给乌克兰进行风险提示：
如果乌克兰要生存与发展，不应该成为一方反对另一方的前哨——而应该成为连结两方的桥梁。
西方必须明白，对俄罗斯来说，乌克兰永远不可能只是一个外国。俄罗斯的历史始于所谓的基辅罗斯。俄罗斯的宗教从这里开始传播。在数个世纪，乌克兰是俄罗斯的一部分，此前，它们的历史交织在一起。即使索尔仁尼琴（已故俄罗斯著名作家）和布罗茨基（已故俄裔诗人）这样持不同政见者也坚持认为，乌克兰是俄罗斯历史必要的一部分，实际上也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乌克兰独立只有23年的时间，从14世纪开始，它一直处于某种形式的外国统治之下。毫不奇怪，乌克兰领导人没有学会妥协的艺术，对历史观的了解则更少。
把基辛格的劝告和泽连斯基的选择相比，令人伏案叹息。
在最近的瑞士达沃斯论坛，犹太人基辛格再次敲打犹太人泽连斯基：
乌克兰本应是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桥梁，但现在，随着关系的重塑，我们可能会进入一个重新划分边界、俄罗斯完全被孤立的空间。在过去的400年内，俄罗斯一直是欧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许多关键时期内，一直是欧洲力量平衡的保障者，然而目前的情况是，俄罗斯可能完全疏远欧洲，并在其他地方寻求永久联盟，这可能导致类似冷战的外交距离，这将使我们倒退几十年。不要企图拉长俄乌战事，西方国家领导人应该说服乌克兰接受与俄罗斯展开谈判，即使谈判的条件达不到它想要为结束这场战争而实现的目标。希望乌克兰人能够将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与智慧相结合，明智地处理这场危机。乌克兰的适当角色是成为一个中立国家，而不是寻求在欧洲与俄罗斯的冲突中成为欧洲的前线。
基辛格的言下之意非常明确：泽连斯基此人只有英雄主义，缺乏大智慧（泽连斯基绝对不是什么英雄）。
被戳中短处的泽连斯基勃然大怒。乌克兰谈判代表、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24日发出基辛格与普京会晤的照片，讽刺基辛格是“达沃斯恐慌者”（Davos panickers）。
俄乌战争的历史脉络早已清晰可见。早在1994年出版的代表作《大外交》中，基辛格就表达了对俄罗斯的担忧：
• 俄罗斯在长久的国家历史中，与西方世界走在相当不同的道路上。她从来没有自治的教会系统，错过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建设现代化的市场经济时期。追求多元主义不是他们的第一天性。心理学家可以去辩论其原因是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还是天生的扩张性。俄美关系迫切需要严肃对话，把俄罗斯不纳入外交政策的正常考虑，对俄罗斯极为不利。一旦她被引诱必须有所行动时，往往须付出更高的代价。把俄罗斯纳入国际体系是新兴国际秩序的关键。
• 绝大多数俄罗斯领导人物，拒绝接受苏联帝国崩溃的事实，尤其对东正教发源地乌克兰之独立，大不以为然。即使索尔仁尼琴也力促莫斯科保留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几乎一半的哈萨克斯坦作为核心集团（22年前，叶利钦对“历史学家”普京说：“照顾好俄罗斯！”）。
俄乌战争，印证了基辛格并非杞人忧天。
基辛格的贡献是历史性的：他加速了中美“跨越太平洋的握手”，对世界格局的演变产生了关键性影响。中美建交、中国改革开放、苏联解体，堪称过去半个世纪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
1969年1月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后，开始考虑搞点什么惊人之举可以名垂青史。他上台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要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探索重新同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
1969年3月，苏联边防军侵入珍宝岛，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自卫反击。尼克松认为中美接触的时机已经到来。基辛格回忆说：
• 尼克松急切盼望能够将美国人的视线从越南上面转移开来，毛泽东则决心迫使苏联在攻打中国之前能瞻前顾后、犹豫不决。中美双方都明白这次会谈事关重大，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旋转的“中美俄三角”与美国的颠覆性战略失误）。
1970年10月，尼克松在白宫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提出，美国绝不会同苏联合谋反对中国，愿派一高级使节秘密访问中国。请叶海亚·汗作中介人提供协助。不久，汗到中国访问传递信息。
尼克松认为访华若要成功，就必须严加保密。若公之于众，则需要在美国政府内部获得层层批准，走一道道复杂的程序，世界各国也都会坚持要求与美国商议，这样会影响美国去北京摸清中方的态度。
为转移视线，白宫宣布：“尼克松总统即将派基辛格博士于7月2日至5日到越南执行调查事实的任务，随即到巴黎同戴维·布鲁斯磋商。在赴巴黎途中，他将同泰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官员们会谈。”基辛格于7月1日离开华盛顿，在西贡活动了三天，到曼谷停留一天。6日到达新德里，8日到伊斯兰堡。
8日的晚宴上，基辛格伪装肚子痛。叶海亚·汗总统特高声宣布，伊斯兰堡天气太热，影响基辛格的健康，请他去那蒂亚加利的总统别墅休养。随即，基辛格在9日凌晨四时半乘巴基斯坦民航飞机直飞北京。基辛格说，“在华盛顿，只有总统和我的高级助理黑格上校(后晋升为上将)知道我们真正的目的地。”
基辛格于7月9日12时来华，在北京只呆了48小时——这是改变世界的48小时，先后同周恩来会谈17个多小时。
基辛格见到周总理顿时有点紧张、拘束。基辛格呆板地念起了稿子，念完开场白后，他说：“今天，全球的趋势使我们相遇在这里。现实把我们带到了一起，现实也会决定我们的未来。我们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到你们美丽而神秘的国家。”周总理打断他的话说：“不，不，并不神秘，熟悉了就不神秘了。”
基辛格回忆说：
• 1971年7月9日美国代表团抵达北京以前，我们虽然对中方来函中话里有话的特点已经有所体会，但对北京实际的谈判方式还不了解，对中国人的待客之道更是一无所知。美国对共产党国家外交官的印象还停留在苏联领导人的形象，特别是安德烈·葛罗米柯，他往往把外交谈判变成一种官场上的毅力考验。
• 中方在接待我们这个秘密访问团时却全无紧张气氛，此后的会谈中也是如此。中国历史上，政治家一贯把好客、礼节以及精心培养的个人关系作为治国手段。他们不但深谙此道，还以灿烂的文化取胜。在这样的背景下，好客成了一种战略。中方竟然派了几位讲英语的中国外交官到巴基斯坦来陪我们，让我们在飞往一个陌生国度、长达5小时的飞行途中能减缓紧张情绪。周恩来亲自向工作人员保证，这项任务是毛泽东布置下来的，不是要考验他们对革命是否忠诚。
• 周恩来亲自来看望我们，这真是莫大的礼遇。我这个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头衔相当于副部长，比周总理低了3级。我们很快发现东道主为我们作的时间安排非常宽松，简直叫人难以置信。这好像是表示，在隔绝了20多年之后，他们并不急于立即就达成实质性的协定。中方还安排了4个小时让我们参观紫禁城。
• 中方如此潇洒的态度给了我们一种心理压力。如果我们无功而返，尼克松当然会大丢面子，他还尚未把我这趟密访告诉其他的内阁成员。
• 周总理到达时，我们象征性地握了手。之所以说这是个象征，是因为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国务卿杜勒斯曾拒绝与周恩来握手。中方对杜勒斯的傲慢失礼耿耿于怀。
周恩来成功地让基辛格迷上了茅台和烤鸭。美味的烤鸭给基辛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给尼克松的报告中着墨写道：中国饮食源于传统文化，精心手工烹制，用餐环境清新，菜色繁多，酸甜搭配得当。
正如5月31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基辛格与中美关系”研讨会上的致辞所言：
• 半个世纪前，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基辛格博士等中美老一辈领导人，以非凡的远见卓识、政治勇气和外交智慧，打破了两国隔绝对抗坚冰，实现了震撼世界的“跨越太平洋的握手”，翻开了中美关系新的篇章。50多年来，基辛格博士近百次访华，推动历届美国政府奉行积极对华政策，致力于中美关系发展成为博士外交生涯中最华丽的篇章之一。
• 中美关系正在遭遇越来越多的挑战，中美关系的历史叙事被人为歪曲，发展方向面临被进一步引向歧途的危险。如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断开倒车，将从根本上破坏台海和平，最终必将殃及自身。中美关系不能再恶化下去了，必须做出正确抉择。
• 当前中美关系的氛围很不正常，美方的极度焦虑完全没有必要。中国压倒一切的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自己，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美国如果一味以大国竞争定义中美关系，以你输我赢作为政策目标，只会将中美推向对抗冲突，将世界推向分裂动荡。身处动荡变革的时代，人类需要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外交新哲学。希望美国有识之士不再犹豫，行动起来，不断为中美关系注入正能量；期待中美各界人士不再沉默，积极发声，为两国人民带来新希望。
基辛格被公认为现实主义理论代表人物之一。另一个代表人物最近几年也广为人知：米尔斯海默（米尔斯海默——美国知识分子的良知）。
基辛格是“多极化理论”的首倡者之一，为美国设计了一套“均势外交”政策，并和尼克松一起推动实施：中美和解、越南撤军、与苏联缓和。有理由认为，如果不是基辛格的推动，中美“伟大的握手”不会那么早发生。
基辛格题为《被修复的世界：梅特涅、卡苏里及和平的问题1812—22》被认为是哈佛博士论文中最长的一篇（365页）。主要观点是认为1809年维也纳和约之后的欧洲协调国际秩序下百年和平，主要归功于梅特涅和卡苏里并没有对战败的拿破仑法国采取过多的报复（想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拜登须学习凯恩斯），而是更重视国际体系下的力量均衡（balance of power）。1803年法国向美国出售路易斯安那，一举奠定了美国强大的基础。拿破仑为何如此大方呢？拿破仑说出了基于“均势原则”的战略考量：
• 进入这片领土可使美国的地位永远屹立不倒，而我则为英国创造了一个迟早会挫其锋芒的海上对手。
在基辛格看来，西奥多.罗斯福深刻理解均势理论，只有尼克松的眼光接近他的水准。老罗斯福认为，让俄国与日本对抗，是符合均势原则的。于是他邀请俄罗和日本代表到他的宅邸和谈，最终“温言在口，大棒在手”的老罗斯福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人。
中美建交制衡苏联，无疑是基辛格“均势外交”的巅峰之作。
随着年龄和身份的变化，99岁的基辛格越来越忧心忡忡。
基辛格在2018年出席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时直言：
• 中国崛起是政策和历史的必然，中美两国在维持权力平衡上都有审视的必要，不计代价阻止大国间的直接对抗是世界运转的底线，一个两大强权对抗的世界不会让人类得利只有全世界皆输的结局（“大师看世界”之基辛格：中国崛起是政策和历史的必然）。
然而，美国的傲慢、文化上的冲突、历史的恩怨，都可能成为前行的路障。基辛格对美国政治多有批评和反思：
• 门罗主义太有局限性，威尔逊主义则含糊不清兼固执于法律意义。
• 管理一个式微中的帝国局势，是外交上最艰难的工作之一。
• 20世纪最矛盾的国家非美国莫属：既不允许外国干预美国内政，又一厢情愿地认定美国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在日常外交中没有比美国更务实的，但在追求传统的道德信念上，没有比美国更具理想主义的国家；孤立主义和传教士精神，两个表面上如此冲突的主张，反映出美国人的基本信念：美国拥有世界最好的政治制度，其他国家只要跟随美国信奉民主和法治，即可获得和平与繁荣；未曾有国家陷入道德与现实的拉锯之苦。美国一方面反对其他国家的扩张，但对自己的扩张却美其名曰“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美国是利用善良外衣掩盖自私国家利益的艺术大师）。
• 对21世纪的美国而言，在地位不分轩轾不分的国家之间协调不同的价值观和迥然不同的历史经验，将是一种全新的经验，与冷战时期的霸主地位都会完全不同。
• 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必须……搞好同中国的关系。否则我们总有一天要面对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强大敌人”。
• 鉴于中国对西方介入其历史的不愉快经验，此一敏感性更是深化。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视西方是一连串国耻的始作俑者。地位平等、强烈坚持不听命于外国，在中国领导人心中，不只是战术，更是道德上的必然。
• 美国历史上根本未尝遭到威胁其生存的外地。当此一威胁在冷战时期终于出现时，苏联又被彻底击败。美国的经验鼓舞美国人相信，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不可撼动的强国，且只凭道德和善行就能无往不利。在后冷战的世界中，这种态度会使无知变为自恋。
冲突的发生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基辛格曾说：“大战一直延迟到1914年才爆发，已经算是个奇迹!”
对于当前的世界局势，基辛格在2019年说：
• 中美关系只到了冷战的山脚下，但倘若允许热战爆发并失控，后果将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严重。由于中国和美国都具备不被击败的力量，因此局势的升级不会自动封顶（中国不是俄罗斯，台湾更非乌克兰）。
谁能破解这一“基辛格难题”？（李显龙支招基辛格忧心的“世界大战”）
祝愿“人生已满百，更怀千岁忧”的基辛格博士happy birthday。